肖爾茨或在信任投票中落敗，德國的崩潰正引發歐洲的擔憂

德國已經到了無可挽回的地步，這使得歐洲最大的經濟體走上了一條可能不可逆轉的衰退之路。 經過五年的停滯后，德國經濟目前比疫情前增長趨勢的情況下降5%。由於總理·肖爾茨預計將在周一的信任投票中落敗，提前選舉當然提供了改變路線的機會，但逐漸衰退的趨勢幾乎沒有帶來緊迫感。風險在於政策反應遲鈍，缺乏應對潛在挑戰所需的雄心。



為德國企業提供戰略諮詢的今日未來研究所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艾米·韋伯 (Amy Webb) 表示，德國不會在一夜之間崩潰。這就是這種情況如此令人極度恐懼的原因。 「這是一個非常緩慢、非常持久的下降。不是一家公司，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整個國家和歐洲都受到了拖累。」

看起來德國將失去更多的能源密集型製造業，並且由於不穩定的企業限制國內投資而導致出口下滑。隨着生活水平下降，選民們四處尋找罪魁禍首，社會緊張局勢驅走了該國急需的外國人才。謹慎和怨恨的有毒混合物隨後將波及整個歐洲。

韋伯說，「每個人的生活都會一點一點地在餘生中變得更糟。」

就在歐洲其他國家需要其工業實力來應對複製的國際局勢時，多年的錯誤決策和一些霉運已經粉碎了德國的經濟模式。相反，德國正面臨統一以來最大的危機。

三十五年前，柏林牆的倒塌使德國人團結起來，制定了一項龐大的支出計劃，現在這個國家嚴重分裂，兩極分化的選民不太可能向明年二月選舉后掌權的政府發出明確的授權。

德國央行行長約阿希姆·納格爾本月早些時候在盧森堡發表講話時表示，「德國工業的競爭地位已經惡化，不斷增長的國外市場並沒有像過去那樣提供增長動力。」

在與親商的自由民主黨鬧翻后，肖爾茨向議會提交了一次他沒有獲勝機會的信任投票，從而拉開了他的政府的帷幕。這將引發定於 2 月 23 日舉行的提前選舉，比原定任期結束時間提前了 7 個月。但主流力量的衰弱意味着政治癱瘓更加嚴重。

弗里德里希·梅爾茨 (Friedrich Merz) 是基督教民主黨的領跑者，但他謹慎行事的改革不太可能走得太遠，不足以重塑一個努力為 8400 萬人帶來繁榮的經濟。

歐洲首席經濟學家傑米·拉什表示，德國的問題不會自行消失。下一屆政府迫切需要關注為未來重組經濟、提高生產率和解決高能源成本的原因。

梅爾茨希望回歸有助於推動德國戰後重建的政策框架，包括低稅收、有限監管和基本社會救濟。總體而言，這意味着國家的作用較小，因此不願大幅放鬆公共支出限制（即所謂的債務制動）。

梅爾茨表示，我們不需要一個負債纍纍的政府，而是需要一個解決問題根源的新政治路線，在我們對支出方面進行徹底調整之前，債務剎車肯定不會改變。

相比之下，肖爾茨領導的社會民主黨正在爭取對借貸方面的憲法規則進行更有意義的改變。他們還誓言要保護鋼鐵和汽車等老齡化行業的就業機會，並補貼能源價格以支持企業。



執政的中左翼政黨遠遠落後于第三位，大約有基民盟領導的保守派一半的支持率，而肖爾茨的連任競選在一定程度上是基於對梅爾茨的憤世嫉俗的期望，梅爾茨容易對女性和外國人發表分裂性評論。

儘管由僅有的兩個派出戰後德國總理的政黨組成的「大聯盟」可能能夠獲得多數席位並避免形成笨拙的三方聯盟，但這並不能保證，因為挫敗感驅使選民轉向邊緣政黨。

極右翼的德國另類選擇黨 (AfD) 在民意調查中排名第二，而左傾聯盟薩赫拉·瓦根克內希特 (BSW) 可能在成立一年後進入聯邦議院。加起來，他們得到了大約四分之一選民的支持。

隨着經濟學家和商界領袖呼籲削減繁文縟節、實現基礎設施現代化和加速數字化努力，政治分歧可能會讓德國走上專註于保護現狀而不是轉向未來的軌道。

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擔任德國總理的16年期間，通過了有爭議的債務制動措施，導致國防、交通和教育方面的投資不足。她還加深了德國對廉價俄羅斯能源的依賴。默克爾在11月底的一次回憶錄宣傳活動中說道，「如果有幫助，那麼你可以說這是默克爾的錯，」我只是認為我們這樣做並沒有幫助國家。」

默克爾為自己的政治遺產辯護，稱她不應為後來困擾國家的問題負責，她表示社會民主黨（她在她四個任期中的三個任期中的合作夥伴）對增加軍事裝備支出不感興趣。她還指責綠黨不想減少監管，儘管她從未與環保組織結盟。

根據德國經濟專家委員會的數據，隨着問題清單越來越長，德國的增長潛力——即其經濟在不產生通脹的情況下擴張的速度——已收窄至僅 0.4%。再加上周期性波動，頻繁陷入衰退就變得非常現實。

政府獨立經濟顧問小組成員、紐倫堡工業大學教授維羅妮卡·格里姆表示，我們最終必須為企業創造有吸引力的條件，她敦促下一屆政府採取廣泛的議程來重振競爭力。

她呼籲實施與 2000 年代初德國總理格哈德·施羅德 (Gerhard Schr?der) 領導下的《2010 年議程》計劃類似範圍和規模的改革計劃，該計劃放寬了勞工規則，併為長期擴張鋪平了道路。

為了重振競爭力，德國最終需要增加支出。據彭博經濟研究稱，為了趕上其他發達經濟體，該國每年必須將基礎設施和其他公共產品投資增加約三分之一，達到 1600 億歐元。這一增幅相當於 GDP 的 1% 以上。

即使經濟增長回升削弱了借貸增加的影響，寬鬆的財政政策也不太可能出現。儘管有討論旨在放寬將凈新債務占 GDP 的 0.35% 限制的規則，但在德國碎片化的政治格局中，憲法改革面臨著挑戰。

私營部門也有所抵制。機械支出比大流行前水平低 9% 以上。最近對家族企業的一項調查顯示，近一半的企業甚至不打算更換損壞的部件，並將其歸咎於官僚主義和不可預測的政策。這實際上是對一個努力保持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地位的不信任投票。

荷蘭合作銀行高級宏觀策略師斯特凡·庫普曼(Stefan Koopman)在最新工業生產數據下滑后的一份報告中表示，德國的快速去工業化「需要深入反思『德國經濟』的實際含義，到目前為止，幾乎沒有跡象表明這種情況正在發生。」

但這並不全是黯淡的。德國的債務比率顯然是七國集團中最低的，如果有政治意願，這提供了支出空間。近期前景也可能提供一些推動力，經濟學家預測經濟將溫和復蘇。

貝倫貝格經濟學家所羅門·菲德勒表示，雖然這是個好消息，但「政策制定者絕不能將此誤認為是改革變得不那麼緊迫的跡象。」

德國還擁有全球近一半的「隱形冠軍」——在各自領域仍處於全球領先地位的小公司。許多企業屬於所謂的中小型企業，其中包括一些經歷過戰爭和惡性通貨膨脹的百年老企業。

經濟學家赫爾曼·西蒙（Hermann Simon）說，「他們的大多數產品都是不可替代的，他寫了幾本有關這些公司的書 「這創造了一些穩定性，但並不能為未來提供保證。明天成為世界冠軍的首要條件就是創新。」

德國面臨的挑戰是不容忽視的， Bantleon的經濟學家預測，該國一度引以為傲的汽車工業將失去市場份額，並加速將生產轉移到國外。因此，未來 10 年該行業在德國的增加值將損失多達 40%。

這場鬥爭已經公開化，大眾汽車因關閉國內工廠的計劃而面臨罷工，舍弗勒股份公司、羅伯特博世有限公司和大陸集團等供應商也面臨裁員。總體而言，今年迄今為止，歐洲財富 500 強德國企業已宣布裁員 6 萬多人。

蒂森克虜伯公司是德國最大的鋼鐵製造商，也是德國工業化的原動力之一，也是國內削減開支的企業之一。該公司計劃在十年內將其鋼鐵部門的勞動力減少約 40%，並關閉兩座高爐。

首席執行官米格爾·洛佩茲 (Miguel Lopez) 表示，「我們幾十年來所熟知的德國經濟體系的穩定性正在崩潰，毫無疑問現在就需要採取行動。」